我以青春求真理
——记阜阳早期中共党员周传业周传鼎烈士
本报记者 尚原野 通讯员 明智/文 本报记者 庞诚/摄
1930年10月9日凌晨，安庆北门外荒草凄凄，秋风肃杀。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寂静夜空，12位戴着镣铐的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当中，有阜阳早期中共党员周传业、周传鼎兄弟俩，牺牲时年仅23岁、25岁。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中共阜阳党史上，周传业、周传鼎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榜样人物，他们在新文化、新思想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阜阳籍党员。周氏兄弟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游行示威，周传业被捕获释后，与兄周传鼎回阜，和张子珍共同组建中共阜阳党小组，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彰显着阜阳青年的使命担当。
出身大户人家
晚清以后，阜阳城的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当时有“阜阳八大家，数过周家数宁家”的说法。
周传鼎，1905年生。周传业，1907年生。父亲周鹤宾有兄妹7人，在家中排行老大，幼年时过继给大娘孙氏，分得家产400亩地。他是清末拔贡，待人宽厚，思想开明，民国初期曾任阜阳财政局副局长，因不慕仕途，退出官场。母亲徐续曾是太和县人，兄弟姐妹9人皆有文化。
周氏兄弟住在阜阳城大隅首路西周家大院，有姐弟8人，周传鼎、周传业分别排行老二、老三。据胞妹周传莹（排行老五，曾任阜阳三中、界首师范学校教师）生前回忆，大哥周传鼎为人忠诚，性格坚毅，因看不惯祖母对待佃户苛刻，常与祖母孙氏思想抵触。为反对祖母封建礼教，曾有年把时间不愿进她的屋。二哥周传业性情开朗外向，活泼好动，爱蹦爱跳，对兄弟姐妹团结和善。
幼年时，兄弟俩同在家中读私塾，后又一起在省立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阜阳省立第六中学同班学习。1920年小学毕业后，他们一起到南京读书。周传鼎就读于南京钟英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新思想熏陶下很快成为学生运动带头人。周传业就读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兄弟二人虽不在同一所学校，却共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进步较快。
一起投身革命
1924年春，是周氏兄弟到南京求学第4个年头，他们在寓所创办革命刊物《新阜阳》杂志，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真理。当年夏天，周传鼎考取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周传业考取上海大学社会经济学系，二人经郭铸九（临泉县长官镇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周传业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同党组织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25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周传业在上海胶州路小沙渡一带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任区党小组长。5月15日，为维护工人权益，党发起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他与工人代表顾正红等同日本投资方说理斗争。
顾正红牺牲后，党发起“五卅运动”，周传业在上海积极参加领导和指挥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等反帝爱国斗争。当时，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和学生多人，周传业被捕，脱险后当年8月获释。
1925年夏天，周传鼎与出狱后的周传业回到阜阳，同共产党员张子珍一起组建中共阜阳小组，张子珍任党小组组长，周传鼎、周传业为成员。
1926年春，周传业和吕鼎才、李象贤、董橙君4位共产党员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四维社”，在上海持志大学创办《阜阳青年》半月刊，周传业以“寒沙”为笔名，撰写了《五卅运动后国民应有之觉悟》《先决问题》《什么是耻辱》等文章。
多次被捕入狱
1926年6月，周传业在上海参加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游行示威时再次被捕，经营救获释。10月23日，周传业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第三次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冬天返回家乡参加阜阳党组织活动。
据周传莹回忆，1925年冬天，21岁的周传鼎到天津与王淑懿结婚，婚后被其岳父王孝起（曾任张学良的秘书，解放后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留居天津。北伐开始后，上海同学纷纷来信催他返沪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但信件一直被岳父截留，阻止其回沪。后来，周传鼎采取争论、绝食等方式斗争，于1926年夏由天津携家眷回到阜阳。
不久，周传鼎和周传业一起回到上海，冬天才回来。1926年12月，中共阜阳临时党支部成立，周传业被选为支部领导人。
搏击时代潮流
1927年4月，北伐军挺进皖北，周传业组织各界群众迎接北伐军进驻阜阳，并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参加国民党阜阳县临时党部组建工作，任县党部委员、宣传部长，积极宣传北伐战争胜利消息，声援北伐战争。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安徽省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机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由武汉返回芜湖。周传业等人在安庆体育场同中共安徽省临委取得联系，省临委要求他们“发展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九、十月间，他们从安庆回到阜阳，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同驻阜阳的国民革命军十九军教导团团长高桂滋部的党组织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的组织，根据省临委工作纲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
当年夏天，周传业秘密离家外出，家人乱作一团，就连妹妹周传莹都认为他失踪了。当时，母亲在他抽屉里找到提前留下的字条，上面说明了去处，但母亲镇定自若，设法稳定了家人情绪。原来，祖母在距离行流集二里多路的大邱庄存放有1万多斤粮食。1928年1月是旧历腊月，周传业不忍心看到农民过年了仍挨饿受冻，他毅然开仓放粮。以后几个月内，农协会员在这一带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四九起义”的重要力量。
1928年2月，在中共皖北特委指导下，中共阜阳县委员会成立，周传业任委员，在王官集等地发展农民协会，参与领导和组织“四九起义”。起义失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隐蔽家中，每天如饥似渴阅读进步革命书刊。
兄弟同时就义
1928年10月，中共阜阳县临委恢复，周传业被推选为临委负责人。周传鼎同县委领导一起在两个月时间内恢复建立了中共北乡区委和城区、东南乡、西南乡、东北乡、太和5个党支部。
1929年5月12日，周传业在去太和县恢复党组织期间，被敌人逮捕，周传鼎在给太和县的弟弟周传业发信时也被敌人发觉，随即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党员李香亭、刘学琴、王乐民、袁新民。6月，周传鼎、周传业等人被解送省会安庆，羁押在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们参加党组织活动，多次开展绝食斗争。国民党军法会审处时施以种种酷刑，他们始终坚贞不屈。
经多方打探，家人得知国民党反动派打算杀害周氏兄弟的消息，便立即变卖家里田产，到安庆设法搭救。然而，阜阳、安庆相隔数百里，且有大别山阻隔，当时交通极为不便。
1930年10月9日凌晨，23岁的周传业、25岁的周传鼎，和李香亭、刘学琴、王乐民、袁新民等12人戴着镣铐走出饮马塘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暴动劫狱”的罪名杀害于安庆北门外。行刑前，兄弟俩“携手高唱而行，众亦相和”，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等他们的母亲徐续曾带着卖地的半麻袋洋钱，日夜兼程赶到安庆时，兄弟俩已于几天前牺牲了。当时，在律师李联璧帮助下，家人在安庆北约5里的荒山上找到他们的遗体，并请人拍下烈士入殓时的照片。随后，徐续曾和家人带着两口棺材回到阜阳，把他们安葬在阜阳城西椿树庄周家祖坟。新中国成立后，周传鼎、周传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两位烈士的遗骨迁往九里沟烈士陵园安葬。1964年，阜阳县人民委员会在阜阳烈士陵园为其立碑以示纪念。
1930年10月9日凌晨，安庆北门外荒草凄凄，秋风肃杀。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寂静夜空，12位戴着镣铐的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当中，有阜阳早期中共党员周传业、周传鼎兄弟俩，牺牲时年仅23岁、25岁。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中共阜阳党史上，周传业、周传鼎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榜样人物，他们在新文化、新思想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阜阳籍党员。周氏兄弟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游行示威，周传业被捕获释后，与兄周传鼎回阜，和张子珍共同组建中共阜阳党小组，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彰显着阜阳青年的使命担当。
出身大户人家
晚清以后，阜阳城的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当时有“阜阳八大家，数过周家数宁家”的说法。
周传鼎，1905年生。周传业，1907年生。父亲周鹤宾有兄妹7人，在家中排行老大，幼年时过继给大娘孙氏，分得家产400亩地。他是清末拔贡，待人宽厚，思想开明，民国初期曾任阜阳财政局副局长，因不慕仕途，退出官场。母亲徐续曾是太和县人，兄弟姐妹9人皆有文化。
周氏兄弟住在阜阳城大隅首路西周家大院，有姐弟8人，周传鼎、周传业分别排行老二、老三。据胞妹周传莹（排行老五，曾任阜阳三中、界首师范学校教师）生前回忆，大哥周传鼎为人忠诚，性格坚毅，因看不惯祖母对待佃户苛刻，常与祖母孙氏思想抵触。为反对祖母封建礼教，曾有年把时间不愿进她的屋。二哥周传业性情开朗外向，活泼好动，爱蹦爱跳，对兄弟姐妹团结和善。
幼年时，兄弟俩同在家中读私塾，后又一起在省立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阜阳省立第六中学同班学习。1920年小学毕业后，他们一起到南京读书。周传鼎就读于南京钟英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新思想熏陶下很快成为学生运动带头人。周传业就读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兄弟二人虽不在同一所学校，却共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进步较快。
一起投身革命
1924年春，是周氏兄弟到南京求学第4个年头，他们在寓所创办革命刊物《新阜阳》杂志，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真理。当年夏天，周传鼎考取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周传业考取上海大学社会经济学系，二人经郭铸九（临泉县长官镇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周传业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同党组织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25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周传业在上海胶州路小沙渡一带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任区党小组长。5月15日，为维护工人权益，党发起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他与工人代表顾正红等同日本投资方说理斗争。
顾正红牺牲后，党发起“五卅运动”，周传业在上海积极参加领导和指挥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等反帝爱国斗争。当时，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和学生多人，周传业被捕，脱险后当年8月获释。
1925年夏天，周传鼎与出狱后的周传业回到阜阳，同共产党员张子珍一起组建中共阜阳小组，张子珍任党小组组长，周传鼎、周传业为成员。
1926年春，周传业和吕鼎才、李象贤、董橙君4位共产党员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四维社”，在上海持志大学创办《阜阳青年》半月刊，周传业以“寒沙”为笔名，撰写了《五卅运动后国民应有之觉悟》《先决问题》《什么是耻辱》等文章。
多次被捕入狱
1926年6月，周传业在上海参加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游行示威时再次被捕，经营救获释。10月23日，周传业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第三次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冬天返回家乡参加阜阳党组织活动。
据周传莹回忆，1925年冬天，21岁的周传鼎到天津与王淑懿结婚，婚后被其岳父王孝起（曾任张学良的秘书，解放后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留居天津。北伐开始后，上海同学纷纷来信催他返沪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但信件一直被岳父截留，阻止其回沪。后来，周传鼎采取争论、绝食等方式斗争，于1926年夏由天津携家眷回到阜阳。
不久，周传鼎和周传业一起回到上海，冬天才回来。1926年12月，中共阜阳临时党支部成立，周传业被选为支部领导人。
搏击时代潮流
1927年4月，北伐军挺进皖北，周传业组织各界群众迎接北伐军进驻阜阳，并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参加国民党阜阳县临时党部组建工作，任县党部委员、宣传部长，积极宣传北伐战争胜利消息，声援北伐战争。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安徽省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机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由武汉返回芜湖。周传业等人在安庆体育场同中共安徽省临委取得联系，省临委要求他们“发展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九、十月间，他们从安庆回到阜阳，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同驻阜阳的国民革命军十九军教导团团长高桂滋部的党组织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的组织，根据省临委工作纲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
当年夏天，周传业秘密离家外出，家人乱作一团，就连妹妹周传莹都认为他失踪了。当时，母亲在他抽屉里找到提前留下的字条，上面说明了去处，但母亲镇定自若，设法稳定了家人情绪。原来，祖母在距离行流集二里多路的大邱庄存放有1万多斤粮食。1928年1月是旧历腊月，周传业不忍心看到农民过年了仍挨饿受冻，他毅然开仓放粮。以后几个月内，农协会员在这一带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四九起义”的重要力量。
1928年2月，在中共皖北特委指导下，中共阜阳县委员会成立，周传业任委员，在王官集等地发展农民协会，参与领导和组织“四九起义”。起义失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隐蔽家中，每天如饥似渴阅读进步革命书刊。
兄弟同时就义
1928年10月，中共阜阳县临委恢复，周传业被推选为临委负责人。周传鼎同县委领导一起在两个月时间内恢复建立了中共北乡区委和城区、东南乡、西南乡、东北乡、太和5个党支部。
1929年5月12日，周传业在去太和县恢复党组织期间，被敌人逮捕，周传鼎在给太和县的弟弟周传业发信时也被敌人发觉，随即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党员李香亭、刘学琴、王乐民、袁新民。6月，周传鼎、周传业等人被解送省会安庆，羁押在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们参加党组织活动，多次开展绝食斗争。国民党军法会审处时施以种种酷刑，他们始终坚贞不屈。
经多方打探，家人得知国民党反动派打算杀害周氏兄弟的消息，便立即变卖家里田产，到安庆设法搭救。然而，阜阳、安庆相隔数百里，且有大别山阻隔，当时交通极为不便。
1930年10月9日凌晨，23岁的周传业、25岁的周传鼎，和李香亭、刘学琴、王乐民、袁新民等12人戴着镣铐走出饮马塘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暴动劫狱”的罪名杀害于安庆北门外。行刑前，兄弟俩“携手高唱而行，众亦相和”，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等他们的母亲徐续曾带着卖地的半麻袋洋钱，日夜兼程赶到安庆时，兄弟俩已于几天前牺牲了。当时，在律师李联璧帮助下，家人在安庆北约5里的荒山上找到他们的遗体，并请人拍下烈士入殓时的照片。随后，徐续曾和家人带着两口棺材回到阜阳，把他们安葬在阜阳城西椿树庄周家祖坟。新中国成立后，周传鼎、周传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两位烈士的遗骨迁往九里沟烈士陵园安葬。1964年，阜阳县人民委员会在阜阳烈士陵园为其立碑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