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译者杨苡102岁
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杨苡，今年已奔102岁了。近些年，她多年的小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起了为她做口述实录的念头，她痛快地答应了。每天一早醒来，她都要细细回想一遍前一晚的梦境，余斌来时会描述给他听。杨宪益、巴金、李尧林、萧珊……这些至亲旧故时常出现在她的梦里，像是要抓住她的记忆，如亡夫、《红与黑》译者赵瑞蕻的诗《我的遗嘱》的末句：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她出生两个月父亲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杨宪益是长房长孙，杨苡从小就很黏这个哥哥。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了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的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巴金二哥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也没有出现。
不久，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她在经历了几次轰炸的恐怖后重新提笔给他写信，他回信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第一次有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那一记重重的耳光
1953年，高教部派南京大学助教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
“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遭拳脚、作检查。
1969年夏的一天下午，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她站定了，没有流泪，以此来表示并不屈从。
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由于整整六年不停地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她得了一种后遗症：说话滔滔不绝。
1980年，杨苡提出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1980年，杨苡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共存60封。
等候与盼望
杨苡不习惯说场面话，晚年，她很少出席活动，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那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
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说杨家人有捐献传统，不在乎这些。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常与人说起身后事，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她出生两个月父亲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杨宪益是长房长孙，杨苡从小就很黏这个哥哥。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了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的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巴金二哥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也没有出现。
不久，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她在经历了几次轰炸的恐怖后重新提笔给他写信，他回信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第一次有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那一记重重的耳光
1953年，高教部派南京大学助教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
“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遭拳脚、作检查。
1969年夏的一天下午，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她站定了，没有流泪，以此来表示并不屈从。
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由于整整六年不停地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她得了一种后遗症：说话滔滔不绝。
1980年，杨苡提出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1980年，杨苡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共存60封。
等候与盼望
杨苡不习惯说场面话，晚年，她很少出席活动，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那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
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说杨家人有捐献传统，不在乎这些。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常与人说起身后事，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