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讲述
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经历
2021年1月18日是陈望道先生130周年诞辰。陈望道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同时，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1年，他由史良、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在1961年民盟市委庆视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望老回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经历，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从我译《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就可以从侧面看到党当时的斗争多么艰苦。我在‘五四’那一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邀去教中国语文课，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提倡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不久就有人把我们四人称为‘四大金刚’。教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查办了。查办的‘罪名’：说我们四人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废孔’是因为我们主张孔子诞辰不休假；‘公妻’‘共产’则是反动派为了加重我们罪名加上来的两顶帽子，有时还在‘公妻、共产’等字样上再加上‘洪水猛兽’等字样，以示他们对新文化的切齿痛恨。他们要校长辞退我们。当时，浙师校长经亨颐不肯辞退我们，反动派就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关起校门，不让老校长离校，不准新校长进来。反动派就又派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驱逐学生出校。这样层层进逼，风潮也就步步扩大，激起了杭州各校师生的群起支援，也激起了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师生的群起支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纷纷来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终于使这次查办以所谓‘收回成命’而告终，我们四个人也终于被逼不能再在杭州任教，只好‘自动离职’。”
“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春，上海复且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在1920年至1927年间，印刷和销行是很广的，印过好多本子。”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却成为我的帽子。每逢要登什么造谣新闻时，冒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有一个造谣小报《社会新闻》，记者的反动技巧颇为高明，常常调查人所易见的特点，如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之类，而加以他们编造的谣言，使人信以为真。记得说到我时，常以一件破大衣作为特征，造了很多谣言。有一年，方光涛同志在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由于环境关系，教不下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社会新闻》就马上刊出一则消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并把这份报纸寄给安大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各一份。我到安大，‘新闻’已经先我而到。我问他们怕不怕，怕，我就走。他们说不怕，我就没有走。但是以后就常常有军人来听课，又常常有人在后面跟，像女人被跟梢一样，回头一看，他就擦洋火，装作抽香烟，摆出一副不相干的样子。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文教战线的工作，如与朋友办平民女校，办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等。上海大学是党办的干部学校，我以教务长名义在校负责，比起政治、军事来，至多是第三战线，他们的迫害尚且如此无时或息，党进行革命工作如何艰苦可想而知。我四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如果也算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话，那完全应归功于党。过去我常常讲，我做工作如有‘神’助，所谓‘神’就是党，就是艰苦卓绝，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摘自《联合时报》）
“从我译《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就可以从侧面看到党当时的斗争多么艰苦。我在‘五四’那一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邀去教中国语文课，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提倡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不久就有人把我们四人称为‘四大金刚’。教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查办了。查办的‘罪名’：说我们四人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废孔’是因为我们主张孔子诞辰不休假；‘公妻’‘共产’则是反动派为了加重我们罪名加上来的两顶帽子，有时还在‘公妻、共产’等字样上再加上‘洪水猛兽’等字样，以示他们对新文化的切齿痛恨。他们要校长辞退我们。当时，浙师校长经亨颐不肯辞退我们，反动派就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关起校门，不让老校长离校，不准新校长进来。反动派就又派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驱逐学生出校。这样层层进逼，风潮也就步步扩大，激起了杭州各校师生的群起支援，也激起了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师生的群起支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纷纷来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终于使这次查办以所谓‘收回成命’而告终，我们四个人也终于被逼不能再在杭州任教，只好‘自动离职’。”
“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春，上海复且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在1920年至1927年间，印刷和销行是很广的，印过好多本子。”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却成为我的帽子。每逢要登什么造谣新闻时，冒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有一个造谣小报《社会新闻》，记者的反动技巧颇为高明，常常调查人所易见的特点，如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之类，而加以他们编造的谣言，使人信以为真。记得说到我时，常以一件破大衣作为特征，造了很多谣言。有一年，方光涛同志在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由于环境关系，教不下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社会新闻》就马上刊出一则消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并把这份报纸寄给安大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各一份。我到安大，‘新闻’已经先我而到。我问他们怕不怕，怕，我就走。他们说不怕，我就没有走。但是以后就常常有军人来听课，又常常有人在后面跟，像女人被跟梢一样，回头一看，他就擦洋火，装作抽香烟，摆出一副不相干的样子。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文教战线的工作，如与朋友办平民女校，办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等。上海大学是党办的干部学校，我以教务长名义在校负责，比起政治、军事来，至多是第三战线，他们的迫害尚且如此无时或息，党进行革命工作如何艰苦可想而知。我四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如果也算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话，那完全应归功于党。过去我常常讲，我做工作如有‘神’助，所谓‘神’就是党，就是艰苦卓绝，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摘自《联合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