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阜阳新思想播下革命火种
本报记者 尚原野 通讯员 明智
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暴遍及中华大地，有力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当时，全国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先后增加到100多种，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影响最大。
当时，阜阳六中教师王允仲在陈独秀影响下，在阜阳传播马克思主义；阜阳三师学生李霁野在恽代英指导下接触进步书刊，并投身革命；进步青年牛季良、张子珍（后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在阜阳大隅首开办淮颍书局，通过在上海读书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在商务印书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历史证明，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走在了时代前列，这些时代的弄潮儿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才让马克思主义在阜阳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允仲与陈独秀
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宣传传播的同时，阜阳也开始建立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组织。阜阳六中教师王允仲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宣传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阜阳新文化运动发展。
王允仲，又名王若忱，1885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他的母亲和陈独秀母亲为同胞姐妹。陈独秀受业于王允仲父亲，幼年的王允仲又跟陈独秀学习英文，他们两家既是亲戚关系又有师生情谊。因此，王允仲青少年时代受陈独秀的影响较深。
1900年，王允仲去日本东京留学，其间和进步青年苏曼殊（广东香山人）结为好友。苏曼殊曾画中国画赠给王允仲，画中内容是一中国青年妇女站在日本西海岸，面对茫茫大海，遥望祖国，掩面哭泣。陈独秀在画中题诗：“闻停望夫石，愁看戏水鸭。天边双燕子，衔泥于蓬瀛。”款识是：“曼上人写词图，赠允仲弟，并嘱余为题一绝。”表现了强烈的忧国伤时之情和爱国主义思想。
1908年，王允仲毕业回国，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和讨袁护法运动，1919年到安徽省立阜阳六中任教。此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王允仲把陈独秀介绍给他的进步书刊，和进步教师刘泽普、李逸白以及高年级学生李乐天、刘宠光、张蕴华等一起研究学习，并在学校里广为宣传。
五四运动后，王允仲把陈独秀邮来的《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其他进步书刊中的要点，油印成材料广为散发，在当时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李霁野与恽代英
在阜阳三师读书的韦素园(韦漱园)，1927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临行前给李霁野寄来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品。这些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传播，脑海中闪烁着启明的思想火花。
据李霁野回忆，有几位在武昌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同学写信给他，谈到恽代英老师如何诚恳负责，指导他们阅读新刊物，启发他们接受新思想。于是，他向恽代英写信请教，不久就收到恽代英的回信。信中，恽代英教导他们除学习一些文学外，还要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并介绍了一些进步书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信中特别强调，要了解中国发展史，不可忽视现实。
淮颍书局传播进步刊物
为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进步青年在阜阳各地开设书店、书局、图书馆。其中，牛季良、张子珍在阜阳大隅首主持的淮颍书局，后来成为中共阜阳党小组最早的活动中心。
牛季良、张子珍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到商务印书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这些书刊里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片断，以及当时社会各种思潮、流派的论述。
阜阳不少进步青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常常废寝忘食。
进步青年创办刊物
为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南京、上海、武汉求学的阜阳籍进步青年开始创办刊物，热情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揭露地方政治腐败、教育落后、民生凋敝，以及军阀横行、人民饱尝兵灾战祸之苦。
1924年春，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的周传鼎，和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胞弟周传业，用业余时间在寓所创办、编印《新阜阳》杂志。他们将部分刊物寄回阜阳，号召广大青年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6年夏，求学南京的颍上青年宋（秉铎）日昌在南京创办了《颍上青年》，带回家乡散发；陈金声、汤伯等在南京创办了《涡阳先锋》；在阜阳三师读书的李霁野、李何林等和武昌师范大学附中阜阳籍同学联合创办了《新淮潮》，在阜阳编稿、武昌印刷，深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
五四运动后，不少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天津求学的阜阳籍进步青年，利用假期回乡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阜阳张子珍、周传业、周传鼎等人，回阜阳后在淮颍书局成立读书会，把带回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传播到阜阳各个学校。
与此同时，亳州、颍上、涡阳、蒙城等县的旅外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旅外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阜阳的刘宠光，太和的齐国庆，颍上的宋日昌，亳州的陈冲宣，涡阳的王鲁文、王伯衡等人，都把从外地带回来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鲁迅的《呐喊》《彷徨》《狂人日记》等，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亳州高公庙学校学生穆拉本拿着陈独秀写的文章，激动地上街演讲，很多人听了赞叹不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克思主义在阜阳地区迅猛传播，引导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很快成长为皖北革命活动的骨干和推翻旧制度的中坚力量，他们团结、领导工人阶级，发扬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的战斗气概，坚定执着地追求理想，向着建立新制度的目标奋进。
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暴遍及中华大地，有力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当时，全国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先后增加到100多种，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影响最大。
当时，阜阳六中教师王允仲在陈独秀影响下，在阜阳传播马克思主义；阜阳三师学生李霁野在恽代英指导下接触进步书刊，并投身革命；进步青年牛季良、张子珍（后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在阜阳大隅首开办淮颍书局，通过在上海读书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在商务印书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历史证明，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走在了时代前列，这些时代的弄潮儿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才让马克思主义在阜阳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允仲与陈独秀
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宣传传播的同时，阜阳也开始建立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组织。阜阳六中教师王允仲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宣传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阜阳新文化运动发展。
王允仲，又名王若忱，1885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他的母亲和陈独秀母亲为同胞姐妹。陈独秀受业于王允仲父亲，幼年的王允仲又跟陈独秀学习英文，他们两家既是亲戚关系又有师生情谊。因此，王允仲青少年时代受陈独秀的影响较深。
1900年，王允仲去日本东京留学，其间和进步青年苏曼殊（广东香山人）结为好友。苏曼殊曾画中国画赠给王允仲，画中内容是一中国青年妇女站在日本西海岸，面对茫茫大海，遥望祖国，掩面哭泣。陈独秀在画中题诗：“闻停望夫石，愁看戏水鸭。天边双燕子，衔泥于蓬瀛。”款识是：“曼上人写词图，赠允仲弟，并嘱余为题一绝。”表现了强烈的忧国伤时之情和爱国主义思想。
1908年，王允仲毕业回国，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和讨袁护法运动，1919年到安徽省立阜阳六中任教。此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王允仲把陈独秀介绍给他的进步书刊，和进步教师刘泽普、李逸白以及高年级学生李乐天、刘宠光、张蕴华等一起研究学习，并在学校里广为宣传。
五四运动后，王允仲把陈独秀邮来的《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其他进步书刊中的要点，油印成材料广为散发，在当时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李霁野与恽代英
在阜阳三师读书的韦素园(韦漱园)，1927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临行前给李霁野寄来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品。这些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传播，脑海中闪烁着启明的思想火花。
据李霁野回忆，有几位在武昌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同学写信给他，谈到恽代英老师如何诚恳负责，指导他们阅读新刊物，启发他们接受新思想。于是，他向恽代英写信请教，不久就收到恽代英的回信。信中，恽代英教导他们除学习一些文学外，还要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并介绍了一些进步书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信中特别强调，要了解中国发展史，不可忽视现实。
淮颍书局传播进步刊物
为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进步青年在阜阳各地开设书店、书局、图书馆。其中，牛季良、张子珍在阜阳大隅首主持的淮颍书局，后来成为中共阜阳党小组最早的活动中心。
牛季良、张子珍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到商务印书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这些书刊里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片断，以及当时社会各种思潮、流派的论述。
阜阳不少进步青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概论》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常常废寝忘食。
进步青年创办刊物
为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南京、上海、武汉求学的阜阳籍进步青年开始创办刊物，热情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揭露地方政治腐败、教育落后、民生凋敝，以及军阀横行、人民饱尝兵灾战祸之苦。
1924年春，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的周传鼎，和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胞弟周传业，用业余时间在寓所创办、编印《新阜阳》杂志。他们将部分刊物寄回阜阳，号召广大青年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6年夏，求学南京的颍上青年宋（秉铎）日昌在南京创办了《颍上青年》，带回家乡散发；陈金声、汤伯等在南京创办了《涡阳先锋》；在阜阳三师读书的李霁野、李何林等和武昌师范大学附中阜阳籍同学联合创办了《新淮潮》，在阜阳编稿、武昌印刷，深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
五四运动后，不少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天津求学的阜阳籍进步青年，利用假期回乡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阜阳张子珍、周传业、周传鼎等人，回阜阳后在淮颍书局成立读书会，把带回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传播到阜阳各个学校。
与此同时，亳州、颍上、涡阳、蒙城等县的旅外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旅外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阜阳的刘宠光，太和的齐国庆，颍上的宋日昌，亳州的陈冲宣，涡阳的王鲁文、王伯衡等人，都把从外地带回来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鲁迅的《呐喊》《彷徨》《狂人日记》等，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亳州高公庙学校学生穆拉本拿着陈独秀写的文章，激动地上街演讲，很多人听了赞叹不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克思主义在阜阳地区迅猛传播，引导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很快成长为皖北革命活动的骨干和推翻旧制度的中坚力量，他们团结、领导工人阶级，发扬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的战斗气概，坚定执着地追求理想，向着建立新制度的目标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