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古城两千七百年变迁印记
颍上县城原名城关镇，2005年改名慎城镇。“慎”为颍上春秋战国时的古名，时称慎邑，汉至晋称慎县。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记载：“慎邑，春秋时楚邑”，“慎县，西汉置”，其址在今颍上县江口镇汤圩孜村北。北魏时，改慎县为“楼烦县”，据近年专家考证，其县城位于今颍上县王岗镇郑家湾，时称郑城，上世纪70年代，此处曾出土过一批商代文物。隋大业二年（606年），改楼烦县为颍上县，县府仍在郑城。唐武德四年（621年），迁县城于今颍上县城北约6000米处的十二里店东（俗称“高河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颍上，
隋置治所于古郑城。武德四年移于今治”。1958年，曾在此处发现过古城址。这个县城沿用了700多年，直到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沙颍河泛滥被冲毁之后，才迁至今天颍上县城所在的地址。
通讯员 邓建设
历代修筑城墙
现在的颍上县城，是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迁至今址的。古城为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窄。其周长约3华里余，原高二丈五尺，约合今8.3米。旧有四门，门上皆有匾：东曰“通津”，南曰“寿春”，西曰“颍阳”，北曰“禾稔”。
据志载，颍上古城多次为兵火、水患毁坏，迭经修筑：明正德七年（1512年），农民军攻城10日，未克。此后官方为加强防御，对之加固维修。崇祯九年（1636年），迫于李自成义军压力，知县廖维义为城防计，在北城建筑“靖氛楼”，在城东南、西北两角各建敌楼一座；颍上县人“左州知州”高天佑，在城东北角筑敌台一座。
清顺治八年（1651年），城东南垣墙被水冲坏，知县高弘仁捐修二百二十九丈，约合今763米。顺治十二年（1655年），知县翟乃慎对城墙进行维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颍河水涨，冲击城垣，只有东北角城墙未倒，其余三面全毁。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张志亨用土修复了被冲毁的三面城墙。雍正六年（1741年），知县张志亨自禾稔门至通津门补葺砖城，余皆改筑土城。乾隆四年（1739年），土城被水冲塌，惟砖城如故，知县严彭年再筑砖城。同治三年（1864年），驻防副将贺三元命所部兵丁创建郭门，并在城墙上增置雉堞90余座。
民国5年（1916年）、12年（1923年），4座城楼两次毁坏，县知事方肇寻、童佐良等筹款维修。民国22年（1933年），城墙倒塌，安武军李荣标（颍上人）募捐重修，并在城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处建碉楼4座。民国28年（1939年），抗日战争局势严峻，国民政府严令拆去城墙，以免为敌所踞，不易克复，阜阳境内古城墙尽数遭殃，颍上自然不能独免，其城墙上部被毁，仅存城基，已与地平，只有在城河外围还能看到城墙砖基。但其西城门至少保存到上世纪50年代末：1957年，笔者双亲工作调动至当时的颍上县城郊区，住城西四里湾，进城时要从西城门穿过，记忆中，其为砖石结构，上部已毁，门洞仍在，拱券形，矮且窄，只能容一辆当时常见的独轮车单向通过，门下铺石条，石上有清晰车辙印痕。
历代开浚城河
关于颍上古城的护城河，新旧志记载相矛盾。旧志云：县城西南北三面皆有护城河，东面临颍河。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颍州兵备道（相当于今军分区司令）苏志皋始大加疏浚。按此，城河早有，苏志皋只是疏浚，不过力度比较大。新志说：明嘉靖二十年，在颍州兵备道苏志皋的督导下，颍上城才开凿了护城河，自那时起，颍上才既有城墙也有城河，原话是“城与池始备”。按此说，在苏之前颍上古城原无护城河。
孰是孰非，无从查证。但旧志中有一段话让笔者有个折衷的看法。志云：其护城河东南通颍河，但护城河的河床高于颍河，水易泄尽。据此可认为，护城河是早就有的，但常干涸，名存实亡，不具备护城防御功能，是苏兵备的“大加疏浚”，才使护城河名实相符。
当时颍城的四门吊桥分别有名如后：东曰“通津”，西曰“通颍”，南曰“通霍”，北曰“拱宸”。
关于苏志皋，《颍州府志》有传，且不吝溢美之词：言其骨头很硬，刚直不阿，并举例说，一个有职无衔的官员犯法，当判死刑，其子为指挥（明代军职，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向朝廷求情，苏志皋知道后，不仅坚持原判，且将指挥一并依法惩办，人们因此都很敬畏他。他训练的乡兵，个个熟练骑射击刺之技。此外，他还很重视城防建设及水利、绿化工作，修治西湖，绕堤植柳，任期满时，柳已合抱。颍人因之将他比之于南北朝时的名将韦孝宽，此人曾留下过一个植树以代土墩路标的历史故事。
历代护城工程
颍上古城护城河东南临颍河，古时城墙常遭洪水冲击，城防和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面临威胁。万历六年（1578年），屠隆莅颍任知县，他在东门外筑石堤障水，城赖以固。先是，屠隆初至颍，向父老询问县情，了解到修筑护城堤对颍城来说非常重要，为此他带头捐俸筹款，购集建筑材料，费尽心力，终于成事。屠隆本人对此项政绩颇在意，建“绿波亭”于堤上，题诗以记其胜，撰文镌碑以志其事。据史，这道堤保了颍城15年平安。颍民对这项工程亦心存感激，志载，20年后，屠隆复过颍上，父老子弟倾城迎之。至清代，颍人高泽生在著《风物纪》时，仍用“屠堤”二字表示敬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堤被冲毁，颍水入城东门，深丈许。城半毁，庐舍禾稼一空，人畜漂没挂树间，树颠生根，冬大饥。这使得后任官员不能不继续对护城堤给予高度重视。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1609年—1613年），时任县令张大业修葺此堤。崇祯九年（1636年），知县廖维义又加修筑。顺治十二年（1655年），知县翟乃慎在维修城墙的同时，再度重修了堤坝，并建庙一座，取名“泰山”，期盼用它镇住水口，保堤永固。
屠隆在护城堤建成后，经实勘发现，城北的一段颍河堤坝不固，若决口，颍城依然有被冲毁的危险，他动议：“改道以移颍水”，但未及实施，就因工作调动离颍。十数年后，继任颍上的何豸、孙应龙两位知县相继施行，终成其功。此段长约3华里的新河道被称之为“新河”，河边渡口被名之为“新河口”。《颍州府志》用简洁的文字记录了这个过程：“新河即沙（颍）河。明知县屠隆，因水冲啮城址，倡议开浚，使复故道。何豸踵行，未竟。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孙应龙力终厥役。计长三里，名新河。”
隋置治所于古郑城。武德四年移于今治”。1958年，曾在此处发现过古城址。这个县城沿用了700多年，直到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沙颍河泛滥被冲毁之后，才迁至今天颍上县城所在的地址。
通讯员 邓建设
历代修筑城墙
现在的颍上县城，是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迁至今址的。古城为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窄。其周长约3华里余，原高二丈五尺，约合今8.3米。旧有四门，门上皆有匾：东曰“通津”，南曰“寿春”，西曰“颍阳”，北曰“禾稔”。
据志载，颍上古城多次为兵火、水患毁坏，迭经修筑：明正德七年（1512年），农民军攻城10日，未克。此后官方为加强防御，对之加固维修。崇祯九年（1636年），迫于李自成义军压力，知县廖维义为城防计，在北城建筑“靖氛楼”，在城东南、西北两角各建敌楼一座；颍上县人“左州知州”高天佑，在城东北角筑敌台一座。
清顺治八年（1651年），城东南垣墙被水冲坏，知县高弘仁捐修二百二十九丈，约合今763米。顺治十二年（1655年），知县翟乃慎对城墙进行维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颍河水涨，冲击城垣，只有东北角城墙未倒，其余三面全毁。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张志亨用土修复了被冲毁的三面城墙。雍正六年（1741年），知县张志亨自禾稔门至通津门补葺砖城，余皆改筑土城。乾隆四年（1739年），土城被水冲塌，惟砖城如故，知县严彭年再筑砖城。同治三年（1864年），驻防副将贺三元命所部兵丁创建郭门，并在城墙上增置雉堞90余座。
民国5年（1916年）、12年（1923年），4座城楼两次毁坏，县知事方肇寻、童佐良等筹款维修。民国22年（1933年），城墙倒塌，安武军李荣标（颍上人）募捐重修，并在城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处建碉楼4座。民国28年（1939年），抗日战争局势严峻，国民政府严令拆去城墙，以免为敌所踞，不易克复，阜阳境内古城墙尽数遭殃，颍上自然不能独免，其城墙上部被毁，仅存城基，已与地平，只有在城河外围还能看到城墙砖基。但其西城门至少保存到上世纪50年代末：1957年，笔者双亲工作调动至当时的颍上县城郊区，住城西四里湾，进城时要从西城门穿过，记忆中，其为砖石结构，上部已毁，门洞仍在，拱券形，矮且窄，只能容一辆当时常见的独轮车单向通过，门下铺石条，石上有清晰车辙印痕。
历代开浚城河
关于颍上古城的护城河，新旧志记载相矛盾。旧志云：县城西南北三面皆有护城河，东面临颍河。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颍州兵备道（相当于今军分区司令）苏志皋始大加疏浚。按此，城河早有，苏志皋只是疏浚，不过力度比较大。新志说：明嘉靖二十年，在颍州兵备道苏志皋的督导下，颍上城才开凿了护城河，自那时起，颍上才既有城墙也有城河，原话是“城与池始备”。按此说，在苏之前颍上古城原无护城河。
孰是孰非，无从查证。但旧志中有一段话让笔者有个折衷的看法。志云：其护城河东南通颍河，但护城河的河床高于颍河，水易泄尽。据此可认为，护城河是早就有的，但常干涸，名存实亡，不具备护城防御功能，是苏兵备的“大加疏浚”，才使护城河名实相符。
当时颍城的四门吊桥分别有名如后：东曰“通津”，西曰“通颍”，南曰“通霍”，北曰“拱宸”。
关于苏志皋，《颍州府志》有传，且不吝溢美之词：言其骨头很硬，刚直不阿，并举例说，一个有职无衔的官员犯法，当判死刑，其子为指挥（明代军职，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向朝廷求情，苏志皋知道后，不仅坚持原判，且将指挥一并依法惩办，人们因此都很敬畏他。他训练的乡兵，个个熟练骑射击刺之技。此外，他还很重视城防建设及水利、绿化工作，修治西湖，绕堤植柳，任期满时，柳已合抱。颍人因之将他比之于南北朝时的名将韦孝宽，此人曾留下过一个植树以代土墩路标的历史故事。
历代护城工程
颍上古城护城河东南临颍河，古时城墙常遭洪水冲击，城防和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面临威胁。万历六年（1578年），屠隆莅颍任知县，他在东门外筑石堤障水，城赖以固。先是，屠隆初至颍，向父老询问县情，了解到修筑护城堤对颍城来说非常重要，为此他带头捐俸筹款，购集建筑材料，费尽心力，终于成事。屠隆本人对此项政绩颇在意，建“绿波亭”于堤上，题诗以记其胜，撰文镌碑以志其事。据史，这道堤保了颍城15年平安。颍民对这项工程亦心存感激，志载，20年后，屠隆复过颍上，父老子弟倾城迎之。至清代，颍人高泽生在著《风物纪》时，仍用“屠堤”二字表示敬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堤被冲毁，颍水入城东门，深丈许。城半毁，庐舍禾稼一空，人畜漂没挂树间，树颠生根，冬大饥。这使得后任官员不能不继续对护城堤给予高度重视。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1609年—1613年），时任县令张大业修葺此堤。崇祯九年（1636年），知县廖维义又加修筑。顺治十二年（1655年），知县翟乃慎在维修城墙的同时，再度重修了堤坝，并建庙一座，取名“泰山”，期盼用它镇住水口，保堤永固。
屠隆在护城堤建成后，经实勘发现，城北的一段颍河堤坝不固，若决口，颍城依然有被冲毁的危险，他动议：“改道以移颍水”，但未及实施，就因工作调动离颍。十数年后，继任颍上的何豸、孙应龙两位知县相继施行，终成其功。此段长约3华里的新河道被称之为“新河”，河边渡口被名之为“新河口”。《颍州府志》用简洁的文字记录了这个过程：“新河即沙（颍）河。明知县屠隆，因水冲啮城址，倡议开浚，使复故道。何豸踵行，未竟。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孙应龙力终厥役。计长三里，名新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