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行艰难的组织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门相继秘密建立起来。云南路“福兴商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枢机关。
“福兴商号”二楼楼面有三间，约100平方米，可作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
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会计科和翻译科共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和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可谓环境险恶，事情繁杂，任务艰巨，邓小平充分发挥了他“一号大秘”的才干。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他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
因此，邓小平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上海时，他还能叫出很多街道的旧名。在上海的工作相当危险。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
他曾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快步跑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即转身就走。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回忆此情形：“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很低调地说：“我23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
（摘自《解放日报》）
“福兴商号”二楼楼面有三间，约100平方米，可作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
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会计科和翻译科共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和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可谓环境险恶，事情繁杂，任务艰巨，邓小平充分发挥了他“一号大秘”的才干。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他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
因此，邓小平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上海时，他还能叫出很多街道的旧名。在上海的工作相当危险。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
他曾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快步跑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即转身就走。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回忆此情形：“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很低调地说：“我23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