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橙君阜阳东乡播火种
董橙君参与创办的阜阳最早党小组刊物《阜阳青年》
本报记者 尚原野/文 庞诚/摄
在阜阳最早党小组刊物《阜阳青年》筹办过程中，董橙君是仅次于周传业的第二号人物，他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出版《阜阳青年》出资出力。“四九”起义失败后，阜阳早期党员大部分暴露身份，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和杀害，他利用一切机会营救吕浩汝、吕西园等共产党员，为保护皖北革命星星之火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走出阜阳东乡
1902年，董橙君出生在阜阳县插花庙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插花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省立阜阳第六中学，1920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董橙君和周传业同赴上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同年冬，经周传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董橙君与周传业、吕鼎才、李象贤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进步团体“四维社”，4月创办了《阜阳青年》半月刊，创刊号、祝刊词、刊头设计由恽代英执笔。
《阜阳青年》印刷地点设在闸北江湾路上海大学附近一个弄堂里，经费由四人共同承担，董橙君家庭富裕，所出资金较多。董橙君负责《阜阳青年》的编辑、校对，担任“照妖镜”专栏主编，并以橙君、警霜、木瓜为笔名，写过《平民教育的真义》《前县长徐磊生捐款支配谈》等进步文章。
《阜阳青年》先后出版8期，因北伐军进入上海，学校关闭而停刊。《阜阳青年》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在阜阳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读者誉为“阜阳力量，读者之光”。
设法营救周传业
1926年6月，董橙君和周传业在上海参加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示威游行，并散发传单，周传业在闸北宣讲时被捕，关押在警备司令部。
据阜阳市褒扬英烈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刘玉玺考证，为营救周传业，董橙君安排吕鼎才立即去芜湖找王慈生。王慈生是周传鼎的岳父，是个旅长，任皖南镇守使。王慈生写了封信，安排董橙君、吕鼎才坐汽车到监狱把周传业保释出来。随即，周传业返回阜阳。同年底，董橙君绕道青岛，坐轮船返回阜阳，参加了中共阜阳临时支部委员会。
1926年12月，由周传业、吕浩汝出面联络，成立了中共阜阳县临时支部委员会，机关设在周传业家，隶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周传业、吕浩汝任临时支部负责人，董橙君、周传鼎、汪惠波、张蕴华任委员。同月，城关党小组成立。组长由周传业兼任，党员有董橙君、张蕴华、吕鼎才、乔锦卿等人。
1927年秋，董橙君同周传业到行流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腊月二十、腊月二十三，董橙君与李端甫、周传业、周传鼎、吕浩汝、吕西园等人两次来到行流集，宣传抗捐抗税抗租发展壮大农民协会。
筹备“四九”起义
1928年2月，吕浩汝担任中共阜阳县临时委员会委员、插花区委书记，董橙君、徐世德、张耀祖、邓万益任插花区委委员。“四九”起义前夕，董橙君作为中共阜阳县临时支部委员会委员及城关党小组、城关区委成员，参加了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主持在阜阳吕盘铭寓所召开的“四九”起义筹备会议。
据刘玉玺考证，董橙君在发言时曾说：“我们没有武器，力量单薄，高桂滋部有一个军的人，敌我悬殊太大。农民还没发动起来，万一失败了，阜阳是大平原，没处隐蔽。”
由此可见，他对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后来，他得知暴动是上级决定的，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会后，董橙君被派回老家插花庙组织农民协会支援暴动，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暴动就失败了。
紧接着，一些革命志士遭到逮捕杀害，为董橙君做事的汪洁臣告诉他，民团要抓人，董橙君托人转告吕鼎才，约好一起暂时离开阜阳避风。1928年秋，董橙君返回插花老家。
营救吕氏兄弟
“四九”起义失败后，吕浩汝、董橙君等插花党小组成员在城东乡集结的2000多名农民赤卫队队员被迫解散，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指示分别转移，吕氏兄弟不幸被民团逮捕。
董橙君的父亲是插花庙的地主，民团营部就设在他家。董橙君在外求学多年，从不过问收租放贷之事，给人的一种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印象，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吕氏兄弟被关押在董橙君家那天，天寒地冻、大雪封门，民团没有交通工具，只能等第二天才把他们押送阜阳。
平时，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喜欢聚在董橙君家吃喝，吕氏兄弟被捕这天也不例外。看此情景，董楹君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救出他们二人。他走上台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负责看守的保丁打招呼，请他们到屋里喝两盅。
这个保丁原是董家的佃户，喝酒之间，董橙君有意向他打听这两个人因何被抓，保丁并不知情。董橙君心里就有数了，他顺势说这两个人是他同学，因为跟别人打架被抓，如果第二天早上送到阜阳恐怕没有好果子吃。
保丁一听这话一脸茫然，董橙君请他行个方便，以后有什么事董家全包了。保丁沉思一会儿，表示同意，于是回房用枪砸烂油灯及桌椅等物品，造成双方搏斗的场景。当时，吕氏兄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董橙君就急忙割断绳索，让他们快跑。
原来，董橙君早有准备，他在房后胡同里提前放了梯子，吕氏兄弟穿过堂屋，借助梯子翻过院墙跑了。吕西园从墙上跳下时崴伤了脚，董橙君急中生智，找人雇了两顶大轿抬着他们向东走，很快离开了插花。隐蔽身份为党工作
此后，保安队只知道吕氏兄弟砸坏东西，殴打保丁逃脱。又因是在董家逃走，加上董橙君花钱上下打点，保安队也卖个人情，此事不了了之。
1929年4月，党组织考虑到插花敌情复杂，阜阳早期党员大部分暴露身份，有的被捕就义，准备安排董橙君待机转移。同年5月，周传业去太和县从事恢复党建工作，因和其兄周传鼎通信，不慎被敌发觉，兄弟二人分别在阜阳、太和被捕，6月中旬押送安庆饮马塘监狱。
1929年7月间，董橙君托人打通关节，探望了周传业、周传鼎兄弟，转达了地下党的意见。周氏兄弟在狱中和战友进行绝食斗争，并殴打破坏斗争的两个狱警。此事被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知道后，以“暴动劫狱”罪将二人枪杀于安庆北门外。
上世纪30年代初期，阜阳各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橙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30年至1931年，董橙君任阜阳县第十区第一小学校长，后来，党组织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安排他再次离开插花。解放后，他在南通从事教育工作，直至去世。
在阜阳最早党小组刊物《阜阳青年》筹办过程中，董橙君是仅次于周传业的第二号人物，他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出版《阜阳青年》出资出力。“四九”起义失败后，阜阳早期党员大部分暴露身份，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和杀害，他利用一切机会营救吕浩汝、吕西园等共产党员，为保护皖北革命星星之火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走出阜阳东乡
1902年，董橙君出生在阜阳县插花庙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插花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省立阜阳第六中学，1920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董橙君和周传业同赴上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同年冬，经周传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董橙君与周传业、吕鼎才、李象贤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进步团体“四维社”，4月创办了《阜阳青年》半月刊，创刊号、祝刊词、刊头设计由恽代英执笔。
《阜阳青年》印刷地点设在闸北江湾路上海大学附近一个弄堂里，经费由四人共同承担，董橙君家庭富裕，所出资金较多。董橙君负责《阜阳青年》的编辑、校对，担任“照妖镜”专栏主编，并以橙君、警霜、木瓜为笔名，写过《平民教育的真义》《前县长徐磊生捐款支配谈》等进步文章。
《阜阳青年》先后出版8期，因北伐军进入上海，学校关闭而停刊。《阜阳青年》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在阜阳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读者誉为“阜阳力量，读者之光”。
设法营救周传业
1926年6月，董橙君和周传业在上海参加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示威游行，并散发传单，周传业在闸北宣讲时被捕，关押在警备司令部。
据阜阳市褒扬英烈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刘玉玺考证，为营救周传业，董橙君安排吕鼎才立即去芜湖找王慈生。王慈生是周传鼎的岳父，是个旅长，任皖南镇守使。王慈生写了封信，安排董橙君、吕鼎才坐汽车到监狱把周传业保释出来。随即，周传业返回阜阳。同年底，董橙君绕道青岛，坐轮船返回阜阳，参加了中共阜阳临时支部委员会。
1926年12月，由周传业、吕浩汝出面联络，成立了中共阜阳县临时支部委员会，机关设在周传业家，隶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周传业、吕浩汝任临时支部负责人，董橙君、周传鼎、汪惠波、张蕴华任委员。同月，城关党小组成立。组长由周传业兼任，党员有董橙君、张蕴华、吕鼎才、乔锦卿等人。
1927年秋，董橙君同周传业到行流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腊月二十、腊月二十三，董橙君与李端甫、周传业、周传鼎、吕浩汝、吕西园等人两次来到行流集，宣传抗捐抗税抗租发展壮大农民协会。
筹备“四九”起义
1928年2月，吕浩汝担任中共阜阳县临时委员会委员、插花区委书记，董橙君、徐世德、张耀祖、邓万益任插花区委委员。“四九”起义前夕，董橙君作为中共阜阳县临时支部委员会委员及城关党小组、城关区委成员，参加了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主持在阜阳吕盘铭寓所召开的“四九”起义筹备会议。
据刘玉玺考证，董橙君在发言时曾说：“我们没有武器，力量单薄，高桂滋部有一个军的人，敌我悬殊太大。农民还没发动起来，万一失败了，阜阳是大平原，没处隐蔽。”
由此可见，他对形势的判断比较客观。后来，他得知暴动是上级决定的，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会后，董橙君被派回老家插花庙组织农民协会支援暴动，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暴动就失败了。
紧接着，一些革命志士遭到逮捕杀害，为董橙君做事的汪洁臣告诉他，民团要抓人，董橙君托人转告吕鼎才，约好一起暂时离开阜阳避风。1928年秋，董橙君返回插花老家。
营救吕氏兄弟
“四九”起义失败后，吕浩汝、董橙君等插花党小组成员在城东乡集结的2000多名农民赤卫队队员被迫解散，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指示分别转移，吕氏兄弟不幸被民团逮捕。
董橙君的父亲是插花庙的地主，民团营部就设在他家。董橙君在外求学多年，从不过问收租放贷之事，给人的一种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印象，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吕氏兄弟被关押在董橙君家那天，天寒地冻、大雪封门，民团没有交通工具，只能等第二天才把他们押送阜阳。
平时，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喜欢聚在董橙君家吃喝，吕氏兄弟被捕这天也不例外。看此情景，董楹君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救出他们二人。他走上台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负责看守的保丁打招呼，请他们到屋里喝两盅。
这个保丁原是董家的佃户，喝酒之间，董橙君有意向他打听这两个人因何被抓，保丁并不知情。董橙君心里就有数了，他顺势说这两个人是他同学，因为跟别人打架被抓，如果第二天早上送到阜阳恐怕没有好果子吃。
保丁一听这话一脸茫然，董橙君请他行个方便，以后有什么事董家全包了。保丁沉思一会儿，表示同意，于是回房用枪砸烂油灯及桌椅等物品，造成双方搏斗的场景。当时，吕氏兄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董橙君就急忙割断绳索，让他们快跑。
原来，董橙君早有准备，他在房后胡同里提前放了梯子，吕氏兄弟穿过堂屋，借助梯子翻过院墙跑了。吕西园从墙上跳下时崴伤了脚，董橙君急中生智，找人雇了两顶大轿抬着他们向东走，很快离开了插花。隐蔽身份为党工作
此后，保安队只知道吕氏兄弟砸坏东西，殴打保丁逃脱。又因是在董家逃走，加上董橙君花钱上下打点，保安队也卖个人情，此事不了了之。
1929年4月，党组织考虑到插花敌情复杂，阜阳早期党员大部分暴露身份，有的被捕就义，准备安排董橙君待机转移。同年5月，周传业去太和县从事恢复党建工作，因和其兄周传鼎通信，不慎被敌发觉，兄弟二人分别在阜阳、太和被捕，6月中旬押送安庆饮马塘监狱。
1929年7月间，董橙君托人打通关节，探望了周传业、周传鼎兄弟，转达了地下党的意见。周氏兄弟在狱中和战友进行绝食斗争，并殴打破坏斗争的两个狱警。此事被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知道后，以“暴动劫狱”罪将二人枪杀于安庆北门外。
上世纪30年代初期，阜阳各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橙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30年至1931年，董橙君任阜阳县第十区第一小学校长，后来，党组织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安排他再次离开插花。解放后，他在南通从事教育工作，直至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