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我亦忘吾
亓龙
苏轼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之后，又在制科考试中优入三等，文名一时冠绝天下。北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入仕之初便担任从六品的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
陈希亮一日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并且斥责他说：“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这令苏轼很下不来台。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陈希亮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其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便作《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既不能离开，又等不到上司接见，长时间像一株枯树那样独自端坐，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苏轼来说可谓是如坐针毡。
实际上，这是知府陈希亮有意对苏轼的一种磨砺。是为了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感受人生的无奈，从而锻造一种坚毅的精神，以便在厄运袭来时，能够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随着在官场时间长了，并且在新旧党争中屡遭贬谪，苏轼才明白当初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因为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后来苏轼为已经去世的陈希亮作传，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抛开这段逸闻，我倒很是欣赏苏轼的“今我亦忘吾”。忘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自己被他人忘记。《庄子·天运》曰：“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后汉书·彭宠传》云：“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另一种是忘记自我。形容人公而忘私，做事十分投入。《晋书·王坦之传》：“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苏轼之忘吾者，忘掉自己之谓也，即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古人对这种忘吾境界欣赏有加，把它当作一种至乐之境。唐代诗人张说任岳州刺史时作了一首《岳州守岁》，诗云：“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合声歌。至乐都忘我，冥心自委和。今年只如此，来岁知如何。”诗歌描写了人们守岁时醉舞酣歌、辞旧迎新的忘我之乐。元朝诗人马钰《满庭芳·赠文登小王先生》词云：“身为环堵，重封重锁。无著无漏无破。闲里寻闲，闲中有闲功果。常守常清常静，便独行、独坐独卧。忘人忘我。朴实实心实做，把多疑多惑，多多打过。得得来来得得，得个甚么。真如如如不动，觉灵明、灵灵则个。真消息，是真直相济，真仙来贺。”在马钰看来，身闲心闲，独行独坐，忘人忘我，才是一种仙境之乐。宋代诗人黄庭坚《次韵德孺感兴》诗云：“于此吾忘我，从谁尺直寻。事来千万种，人有两三心。自守藩篱小，犹能井臼任。过时虽不采，吾与菊花斟。”虽然世事纷繁，人心叵测，但只要能有忘我之境界，即使守着小家，亦能操持家务，自给自足，自得其乐。
忘吾，也是一种心态。正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然偏；心静，境自然静。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追求名求利之心，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
忘吾，必须能够做到清心。《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云：“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淡。”清代严有禧《漱华随笔·清净真人》亦云:“无事则清心静坐，念念对越上天。”
但是，忘吾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在这红尘滚滚、喧嚣而充满诱惑的尘世里。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忘记自己，而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夸耀，或者无论什么便宜都想占、什么荣誉都想沾，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为，或者自以为舍我其谁、无所不能，唯恐整个世界不知道自己。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之境。
苏轼所谓的忘吾即无我，是说我无形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这种忘我之境是一种大彻大悟、大智大慧。
苏轼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之后，又在制科考试中优入三等，文名一时冠绝天下。北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入仕之初便担任从六品的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
陈希亮一日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并且斥责他说：“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这令苏轼很下不来台。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陈希亮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其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便作《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既不能离开，又等不到上司接见，长时间像一株枯树那样独自端坐，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苏轼来说可谓是如坐针毡。
实际上，这是知府陈希亮有意对苏轼的一种磨砺。是为了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感受人生的无奈，从而锻造一种坚毅的精神，以便在厄运袭来时，能够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随着在官场时间长了，并且在新旧党争中屡遭贬谪，苏轼才明白当初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因为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后来苏轼为已经去世的陈希亮作传，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抛开这段逸闻，我倒很是欣赏苏轼的“今我亦忘吾”。忘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自己被他人忘记。《庄子·天运》曰：“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后汉书·彭宠传》云：“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另一种是忘记自我。形容人公而忘私，做事十分投入。《晋书·王坦之传》：“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苏轼之忘吾者，忘掉自己之谓也，即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古人对这种忘吾境界欣赏有加，把它当作一种至乐之境。唐代诗人张说任岳州刺史时作了一首《岳州守岁》，诗云：“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合声歌。至乐都忘我，冥心自委和。今年只如此，来岁知如何。”诗歌描写了人们守岁时醉舞酣歌、辞旧迎新的忘我之乐。元朝诗人马钰《满庭芳·赠文登小王先生》词云：“身为环堵，重封重锁。无著无漏无破。闲里寻闲，闲中有闲功果。常守常清常静，便独行、独坐独卧。忘人忘我。朴实实心实做，把多疑多惑，多多打过。得得来来得得，得个甚么。真如如如不动，觉灵明、灵灵则个。真消息，是真直相济，真仙来贺。”在马钰看来，身闲心闲，独行独坐，忘人忘我，才是一种仙境之乐。宋代诗人黄庭坚《次韵德孺感兴》诗云：“于此吾忘我，从谁尺直寻。事来千万种，人有两三心。自守藩篱小，犹能井臼任。过时虽不采，吾与菊花斟。”虽然世事纷繁，人心叵测，但只要能有忘我之境界，即使守着小家，亦能操持家务，自给自足，自得其乐。
忘吾，也是一种心态。正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然偏；心静，境自然静。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追求名求利之心，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
忘吾，必须能够做到清心。《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云：“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淡。”清代严有禧《漱华随笔·清净真人》亦云:“无事则清心静坐，念念对越上天。”
但是，忘吾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在这红尘滚滚、喧嚣而充满诱惑的尘世里。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忘记自己，而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夸耀，或者无论什么便宜都想占、什么荣誉都想沾，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为，或者自以为舍我其谁、无所不能，唯恐整个世界不知道自己。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之境。
苏轼所谓的忘吾即无我，是说我无形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这种忘我之境是一种大彻大悟、大智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