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瑛和《向阳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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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主持召开阜阳地区文联各协会会员代表大会
1992年，在东海某钻井平台采访。
1992年，在西双版纳傣家竹楼采访。
2006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徐瑛在人民大会堂与作家崔波(左)、诗人万文义(右)合影。
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徐瑛与作家石楠(中)看望人民文学出版社离休编辑周达宝大姐(右)。
文联是文学艺术家的“家”
1980年，徐瑛调到阜阳地区文联任副主席，并兼任全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几年来，他不断反思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理念，他觉得如若不能彻底摆脱极左思潮打造的文艺枷锁的束缚，自己就会从狭窄的文学小道上淘汰出局，创作生命也就到此终结。严酷的现实让徐瑛很急于创作。可当时地委宣传部长施培毅却劝他不要急，建议他到乡间走走，那里正在进行土地包产到户，说不定能带给他新的感悟。徐瑛与文友许春耘、吴兆洛到阜南走访了半个月，目睹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勃勃生机，感受到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之后，由徐瑛执笔、共同创作出报告文学《胜似春光》，在创刊号《清颍》及《安徽日报》发表。由此，徐瑛心里也犹如春潮涌动，欲罢不能。1981年，他终于搭上了“伤痕文学”的末班车，创作了一部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并非英雄的故事》，发表在《清明》头条，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接着，他又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知县街上》《童尿》。后来，四川电视台将《童尿》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二套播出，《童尿》还被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小说集。1983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野鸭河》，同时被安徽省广播电台连播，后改名《野鸭洲历险记》多次再版。这期间，还出版发表了中篇纪实文学《留在淮河湾的足迹》（与人合作），短篇小说、散文等多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瑛开始构思长篇小说《都市里的乡下少年》，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表面上是书写乡村学生进城与城市学生的融合历程，实际上，徐瑛在这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杨明亮进城后的经历，将校内与同学的关系、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多层面、多角度描写了一幅多彩的社会生活图画。有专家评价他的这篇作品时说：作家这种写学校而跨越学校、写学生又跨越学生，写城市跨越城市的纵横交错的结构，大大丰富了小说的生活容量，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并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徐瑛的另一部得意之作《野鸭洲历险记》，向读者叙述的是一个城市少女和两个乡下少年在乡间度暑假的沟通、争胜、融合直至遭遇大险的故事。写得细致入微、惊心动魄，使人物的思想境界在历险中得到升华和提高。整篇小说显露出徐瑛对笔下人物和乡情的由衷喜爱，其文字流畅、语言幽默、童趣盎然，堪称儿童小说中的佳作。
作为地区文联主管文学工作的负责人，徐瑛说，在其位必须谋其政。他一方面抓好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活动、扶植文学新人、办好文艺刊物的工作之外，还与同仁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在省内很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像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座谈会、第四届淮河笔会、两届颍河诗会、当代诗歌笔会以及作协采风活动、协助省内报刊举行改稿会、研讨会等。1981年，徐瑛主持创办了文学季刊《清颍》，先期负责稿件的编审工作。《清颍》虽是内刊，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本地区文学新人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一部分文学青年由此成为省内外有影响的知名作家。徐瑛早年就乐于扶植文学青年，比如1978年他还在亳县工作时期，有个在文工团乐队当演奏员的业余文学青年崔波，慕名找到徐瑛，带着新创作的小说稿请他指教。徐瑛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告诉忐忑不安的崔波说：我先看看，明天去找你见面再聊。第二天，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崔波揣摩这样的天气徐瑛该不会来了。正失望间，宾馆房门敲响了，
只见徐瑛穿着雨衣，挽起湿透的裤腿站在门口，从怀里掏出崔波的稿子……后来崔波也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些成就，2006年，崔波和徐瑛一起出席了第七届全国文代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徐瑛披着雨衣站在门口的高大身影……像这样扶植帮助文学青年走上创作之路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形成了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他创办的《清颍》杂志，为广大业余作者搭建了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平台。他还不定期开办文学青年创作培训班，组织业余青年作者举行文学采风活动等等。
市文联在用心联系文学艺术家们的方法上体现出了人性化的基调。那时候，有些老同事、老朋友前来找他，要求帮助解决家属的农转非问题，住房问题，还有要求解决职称、提干问题等，徐瑛可以对他们说“没职权、没能力”来回绝。可他想到这些老作家、老
编剧们，是我市宝贵的文学艺术人才，能解决这些基层人才的实际生活问题，以解后顾之忧，也可以使他们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地创作出好作品来，于是，徐瑛一方面召集文联党组成员，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如何帮助解决这些基层人才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他积极向有关领导反映督催事情的进展。杨明是解放初期调到亳县支援文化建设的老同志，三十多年来，老杨一家几代人还都挤在老房子里，住房年久失修，窘迫不堪。杨明也曾申请换大一点的房子，未能如愿。徐瑛知道老同学苏迅刚刚调任亳县当书记，他让朋友转告苏迅，如果再不解决杨明的房子，他将写篇文章呼吁社会集资募捐！这话传到苏迅那儿，第二天苏迅就批准拨给杨明补助两万九千元建房。后来徐瑛还为太和文联副主席张宪章解决了家属农转非的户口和两套住房；为阜南县文联主席许春耘解决家属农转非……徐瑛以人为本，把这些事当作是自己应该做的，他常说，文联不是衙门，要把文联办成文学艺术家们的“家”。
徐瑛和妻子李秀珍虽年事已高，都是“奔九”的人啦，可夫妻二人却依然精神矍烁。谈起文学心路历程，徐瑛依然声音宏亮，思维清晰，采访中不停歇地给我讲了两个多小时。结束采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文艺思潮和文艺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依然信奉“文以载道”的古训，他绝不接受当今有些作家提出“玩文学”的所谓新潮概念。
我家里有一套《徐瑛文集》，厚厚的五本。我掂出了它的分量，文学厚重的分量。有位作家说，写作，让我获得尊严。为尊严而写作，作家手中的笔该有怎样的分量？如果赤祼祼地向那“功利”二字奔去，我们心目中的“文学”还能有重量么？徐瑛相信曹丕那句话：“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他心里，文学的重量等同于一块基石的重量。有了这块基石，文学才能成为一种修养，时时刻刻都在雕塑着我们的心灵。只有如此，我们的作家才能坚守文学精神，重建文学信仰，让新时代文学走向伟大，走向超越。
王维，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省书协会员、省女书协理事
1980年，徐瑛调到阜阳地区文联任副主席，并兼任全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几年来，他不断反思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理念，他觉得如若不能彻底摆脱极左思潮打造的文艺枷锁的束缚，自己就会从狭窄的文学小道上淘汰出局，创作生命也就到此终结。严酷的现实让徐瑛很急于创作。可当时地委宣传部长施培毅却劝他不要急，建议他到乡间走走，那里正在进行土地包产到户，说不定能带给他新的感悟。徐瑛与文友许春耘、吴兆洛到阜南走访了半个月，目睹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勃勃生机，感受到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之后，由徐瑛执笔、共同创作出报告文学《胜似春光》，在创刊号《清颍》及《安徽日报》发表。由此，徐瑛心里也犹如春潮涌动，欲罢不能。1981年，他终于搭上了“伤痕文学”的末班车，创作了一部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并非英雄的故事》，发表在《清明》头条，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接着，他又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知县街上》《童尿》。后来，四川电视台将《童尿》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二套播出，《童尿》还被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小说集。1983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野鸭河》，同时被安徽省广播电台连播，后改名《野鸭洲历险记》多次再版。这期间，还出版发表了中篇纪实文学《留在淮河湾的足迹》（与人合作），短篇小说、散文等多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瑛开始构思长篇小说《都市里的乡下少年》，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表面上是书写乡村学生进城与城市学生的融合历程，实际上，徐瑛在这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杨明亮进城后的经历，将校内与同学的关系、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多层面、多角度描写了一幅多彩的社会生活图画。有专家评价他的这篇作品时说：作家这种写学校而跨越学校、写学生又跨越学生，写城市跨越城市的纵横交错的结构，大大丰富了小说的生活容量，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并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徐瑛的另一部得意之作《野鸭洲历险记》，向读者叙述的是一个城市少女和两个乡下少年在乡间度暑假的沟通、争胜、融合直至遭遇大险的故事。写得细致入微、惊心动魄，使人物的思想境界在历险中得到升华和提高。整篇小说显露出徐瑛对笔下人物和乡情的由衷喜爱，其文字流畅、语言幽默、童趣盎然，堪称儿童小说中的佳作。
作为地区文联主管文学工作的负责人，徐瑛说，在其位必须谋其政。他一方面抓好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活动、扶植文学新人、办好文艺刊物的工作之外，还与同仁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在省内很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像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座谈会、第四届淮河笔会、两届颍河诗会、当代诗歌笔会以及作协采风活动、协助省内报刊举行改稿会、研讨会等。1981年，徐瑛主持创办了文学季刊《清颍》，先期负责稿件的编审工作。《清颍》虽是内刊，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本地区文学新人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一部分文学青年由此成为省内外有影响的知名作家。徐瑛早年就乐于扶植文学青年，比如1978年他还在亳县工作时期，有个在文工团乐队当演奏员的业余文学青年崔波，慕名找到徐瑛，带着新创作的小说稿请他指教。徐瑛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告诉忐忑不安的崔波说：我先看看，明天去找你见面再聊。第二天，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崔波揣摩这样的天气徐瑛该不会来了。正失望间，宾馆房门敲响了，
只见徐瑛穿着雨衣，挽起湿透的裤腿站在门口，从怀里掏出崔波的稿子……后来崔波也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些成就，2006年，崔波和徐瑛一起出席了第七届全国文代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徐瑛披着雨衣站在门口的高大身影……像这样扶植帮助文学青年走上创作之路的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形成了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他创办的《清颍》杂志，为广大业余作者搭建了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平台。他还不定期开办文学青年创作培训班，组织业余青年作者举行文学采风活动等等。
市文联在用心联系文学艺术家们的方法上体现出了人性化的基调。那时候，有些老同事、老朋友前来找他，要求帮助解决家属的农转非问题，住房问题，还有要求解决职称、提干问题等，徐瑛可以对他们说“没职权、没能力”来回绝。可他想到这些老作家、老
编剧们，是我市宝贵的文学艺术人才，能解决这些基层人才的实际生活问题，以解后顾之忧，也可以使他们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地创作出好作品来，于是，徐瑛一方面召集文联党组成员，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如何帮助解决这些基层人才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他积极向有关领导反映督催事情的进展。杨明是解放初期调到亳县支援文化建设的老同志，三十多年来，老杨一家几代人还都挤在老房子里，住房年久失修，窘迫不堪。杨明也曾申请换大一点的房子，未能如愿。徐瑛知道老同学苏迅刚刚调任亳县当书记，他让朋友转告苏迅，如果再不解决杨明的房子，他将写篇文章呼吁社会集资募捐！这话传到苏迅那儿，第二天苏迅就批准拨给杨明补助两万九千元建房。后来徐瑛还为太和文联副主席张宪章解决了家属农转非的户口和两套住房；为阜南县文联主席许春耘解决家属农转非……徐瑛以人为本，把这些事当作是自己应该做的，他常说，文联不是衙门，要把文联办成文学艺术家们的“家”。
徐瑛和妻子李秀珍虽年事已高，都是“奔九”的人啦，可夫妻二人却依然精神矍烁。谈起文学心路历程，徐瑛依然声音宏亮，思维清晰，采访中不停歇地给我讲了两个多小时。结束采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文艺思潮和文艺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依然信奉“文以载道”的古训，他绝不接受当今有些作家提出“玩文学”的所谓新潮概念。
我家里有一套《徐瑛文集》，厚厚的五本。我掂出了它的分量，文学厚重的分量。有位作家说，写作，让我获得尊严。为尊严而写作，作家手中的笔该有怎样的分量？如果赤祼祼地向那“功利”二字奔去，我们心目中的“文学”还能有重量么？徐瑛相信曹丕那句话：“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他心里，文学的重量等同于一块基石的重量。有了这块基石，文学才能成为一种修养，时时刻刻都在雕塑着我们的心灵。只有如此，我们的作家才能坚守文学精神，重建文学信仰，让新时代文学走向伟大，走向超越。
王维，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省书协会员、省女书协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