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那本家书和曾经的伤痛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新冠肺炎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许多人知道傅聪，是因为《傅雷家书》。翻译家傅雷与身在英国的儿子傅聪通信，字里行间深沉的父爱，对艺术、人生的哲理思考，曾打动几代人。
生于书香门第
傅聪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探访过傅家旧居：“在安定坊，江苏路284弄5号。大门内，向南的花园里早无当年主人至爱的玫瑰。三层楼的西班牙式建筑，有着或瘦窄或扁平或方正的钢窗，在整个由细小卵石贴成的墙面上，长短直窗的线条，就成了恰到好处的装饰，加上挑出的尖尖阁楼与红色屋瓦，自有种岁月浸透之后的优雅与合宜，宠辱不惊。当年，小楼的一楼是傅家客厅、餐厅，也是儿子傅聪每天练琴的地方；二楼是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层阁楼先由两个孩子和保姆居住。傅雷在这里译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也在这里给万里之外的傅聪写就了几十万言的家书。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孤傲如云间鹤”，却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在1957年被政府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政治企图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傅雷还是被扣上“右派”帽子。
此时傅聪正在波兰留学，音乐天才脱颖而出。《人民日报》当年报道：“中国钢琴家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萧邦钢琴比赛大会。我国21岁的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中保持着优良的成绩，从第一轮一直升到第三轮，最后获得了第三名。当傅聪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完毕，悠扬的琴声渐渐消逝后，一阵雷般的掌声和喝采声响了起来，傅聪三次出台致谢。”
父亲遭到不测，傅聪被通知提前结束学业回国，等待他的可能是从此再没机会登台。傅聪在痛苦迷茫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当飞机降落伦敦时，记者围上来，傅聪一言不发。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
相见时难别亦难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入都要提到《傅雷家书》。傅聪却说：“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
傅聪与父母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回到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夫妇俩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板凳踢倒，惊了邻里睡眠。这对善良的夫妇在遗书中，甚至没忘了续交房租、给保姆留下生活费、给自己留出火葬费。父母双亡的消息传到美国，傅雷在独奏音乐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傅雷的老友楼适夷在《傅雷家书》代序中提到：1979年4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傅雷夫妇骨灰安葬仪式，看到傅聪去国二十余年后只身归来。“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同年12月，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胡耀邦也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胡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多次表示：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挚爱莫扎特
傅聪喜欢莫扎特。他认同贝多芬给人的是“战斗的勇气”，莫扎特则给人“无限的信心”。面对贫穷、疾病、妒忌、倾轧，莫扎特也有痛苦、愤怒和挣扎，但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
傅聪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而把肖邦看作李后主。傅聪说：“西方古典曲子有它独有的意境，但当我弹奏时，常常联想到那就是中国的哪一首诗。莫扎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题就是：每一次回来，却更添加怀愁，而且结束之时好像不曾结束，恰似古诗中‘更行更远还生’的味道；中间有两句曲调，简直就是‘触目愁肠断’。总之，我弹奏时，仿佛感到‘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傅聪说：“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 (摘自《文摘报》)
生于书香门第
傅聪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探访过傅家旧居：“在安定坊，江苏路284弄5号。大门内，向南的花园里早无当年主人至爱的玫瑰。三层楼的西班牙式建筑，有着或瘦窄或扁平或方正的钢窗，在整个由细小卵石贴成的墙面上，长短直窗的线条，就成了恰到好处的装饰，加上挑出的尖尖阁楼与红色屋瓦，自有种岁月浸透之后的优雅与合宜，宠辱不惊。当年，小楼的一楼是傅家客厅、餐厅，也是儿子傅聪每天练琴的地方；二楼是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层阁楼先由两个孩子和保姆居住。傅雷在这里译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也在这里给万里之外的傅聪写就了几十万言的家书。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孤傲如云间鹤”，却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在1957年被政府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政治企图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傅雷还是被扣上“右派”帽子。
此时傅聪正在波兰留学，音乐天才脱颖而出。《人民日报》当年报道：“中国钢琴家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萧邦钢琴比赛大会。我国21岁的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中保持着优良的成绩，从第一轮一直升到第三轮，最后获得了第三名。当傅聪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完毕，悠扬的琴声渐渐消逝后，一阵雷般的掌声和喝采声响了起来，傅聪三次出台致谢。”
父亲遭到不测，傅聪被通知提前结束学业回国，等待他的可能是从此再没机会登台。傅聪在痛苦迷茫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当飞机降落伦敦时，记者围上来，傅聪一言不发。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
相见时难别亦难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入都要提到《傅雷家书》。傅聪却说：“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
傅聪与父母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回到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夫妇俩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板凳踢倒，惊了邻里睡眠。这对善良的夫妇在遗书中，甚至没忘了续交房租、给保姆留下生活费、给自己留出火葬费。父母双亡的消息传到美国，傅雷在独奏音乐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傅雷的老友楼适夷在《傅雷家书》代序中提到：1979年4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傅雷夫妇骨灰安葬仪式，看到傅聪去国二十余年后只身归来。“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同年12月，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胡耀邦也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胡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多次表示：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挚爱莫扎特
傅聪喜欢莫扎特。他认同贝多芬给人的是“战斗的勇气”，莫扎特则给人“无限的信心”。面对贫穷、疾病、妒忌、倾轧，莫扎特也有痛苦、愤怒和挣扎，但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
傅聪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而把肖邦看作李后主。傅聪说：“西方古典曲子有它独有的意境，但当我弹奏时，常常联想到那就是中国的哪一首诗。莫扎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题就是：每一次回来，却更添加怀愁，而且结束之时好像不曾结束，恰似古诗中‘更行更远还生’的味道；中间有两句曲调，简直就是‘触目愁肠断’。总之，我弹奏时，仿佛感到‘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傅聪说：“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 (摘自《文摘报》)
